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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徐贲]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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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和现代性
  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在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八十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注1〕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注2〕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注3〕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注4〕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注5〕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所有这些对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致密关系以吉登斯(A。 Giddens)说得最为明确,“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注6〕至于现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产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社会理论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作用;另有的论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还有的论者则从韦伯(M。 Weber)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现代官僚国家的作用。对于全球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也有不同大看法。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发达的”或“极端的”现代性〔注7〕,这一现代性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它的理性主义、官僚科层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等等)扩展到全球关系之中。还有论者将全球化与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新型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一种“现代化了的现代性。”〔注8〕在复杂、重迭的全球关系中,原先现代化所提供的种种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注9〕再有论者则将全球化与“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何为全球化的争论又往往与何为后现代的争论混杂在一起。例如,哈维(D。 Harvey)用后现代来称呼全球资本主义;奥勃鲁(M。 Albrow)则将“全球时代”视为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因为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其他论者则将后现代描述为一个失去稳定身份或认知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信息”、“媒介”、“超现实”或“模拟”等等。〔注10〕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它亦以“后殖民”为其表述)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后”首先不是表现它的话语内容(它往往混杂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构或者民族主义等不同的成份),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点,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说得最清楚:“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起的中心话题。”在刘康的解说中,全球化观念的最大意义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现代化或现代性思想所设置的一元论桎梏,“近年来的中国文化讨论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就是中国尚未现代化,而西方早已现代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特殊性。换言之,(西方)现代化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这种特殊论,仍然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但历史充满着多重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现代化也是如此。”〔注11〕在刘康那里,强调或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而真正认识多元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办到。
  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理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后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注12〕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注13〕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甚至还不能说是“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中国有“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国现代发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注14〕刘康、张颐武两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国策略,刘康强调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张颐武强调的则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全球化看法不统一不是一个问题,它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问题的复杂,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未必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找到方便之道。
  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中,同样有强调同质的,也有强调多元的。前面提到的普遍趋同论和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强调的就是全球化同质化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趋同论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和谐的社会或文化模式。相反,全球化保持甚至加强了文化的多元。〔注15〕反对趋同论者还指出,世界通讯、新闻和市场等等总是在不断调整以适合特定地区的当地情况。即使是全球性的产品、社会运动或新闻报道,它们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注16〕全球化的趋同并没有妨碍人们继续或者甚至越来越重视自己与别人的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别。〔注17〕这些差别甚至还引发了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因全球化而发展的跨疆域亚文化或利益群体(如阶级、性别、环保、性倾向等等)更是以多元和差别而非同一或统一为其特征。〔注18〕
  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类活动传统疆域的过程,“全球化并不一定指同质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联系和破除疆域。”〔注1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后”现代理论排斥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对中国特定国家特征的讨论。国家和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某个疆域范围中的现代性,它同时制约着这个国家社会其它领域中的现代性特殊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仅是增加联系和破除疆域,而且还是实质上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在不同领域中以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增加(或不增加)联系,破除(或不破除)疆域。这是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兼有趋同性和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看到,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样,它同时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意识。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一样,它也同时包含着统一和多元的趋势。在西方,对于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强调的最多的是后现代论者。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全球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他们往往拿现代性的一元性与后现代的多元性作对比,认定只有后现代才与全球化有交结点,如多元性、差异性、大众和局部话语的丰富性、反普遍化的宏大话语和一元意识形态,等等。但事实上,现代化本身就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正如古德法勃(J。 C。 Goldfarb)指出的那样,谈现代化就应当“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注20〕。一个国家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同现代性表现会形成与全球化各相关部分的不同关系。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同时看到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和多元特征,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并特别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罗伯逊(R。 Robertson)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特点。这两个人都是当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们的区别在于,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先于现代化发生,但由于现代化而得以加速发展;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对于全球化,罗伯逊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促动作用,吉登斯强调的则是其产生使用。
 
  二、促动和产生:两种全球化-现代性解释
  罗伯逊区分了五个不同时期的全球化阶段,现代化直到第三和第四个时期才对全球化起到了加速促动的作用。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主要指欧洲范围内的1400年到1750年。在这个时期中,基督教的一统局面开始瓦解,出现了民族国家形式,也同时出现了“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在不同层次上有别于传统群体成员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还有了全球地图和日心说宇宙观,同时也出现了进行全球掠夺的殖民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初显期”,主要是指欧洲范围内的1750年到1875年。在这个时期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世界普遍的群体单元,各国之间有了正式的外交。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公民观念和公民身份标志(护照),有了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等等。第三个时期是发展阶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1875年到1925年。在这个阶段中,四维全球参照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个体(男性)和人类)得以建立,国际联系(如体育和文化)得到加强,全世界开始通用公历,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大规模国际移民(以及限制移民),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俱乐部。第四个阶段是“争霸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25年到1969年。这个时期有了“国联”和“联合国”,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人们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罪犯。这一时期笼罩在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之下,还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五个时期是“不确定阶段”,是从1969年到1992年。在这个时期中,人类进行了宇宙探索,增强了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了以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也出现了更为复杂不稳的国际关系。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空间技术的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疆域。罗伯逊称最后这一个阶段为不确定时期,这是因为除了在环保等有限问题上,人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仍多有分歧,全球化尚无任何明确走向。〔注21〕
  从罗伯逊对全球化五个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起始其实先于现代性的形成。但是也可以把那些前现代的全球化因素,如民族国家的出现,以航海为标志的先进技术,国际关系的出现等等,看成就是早期的现代因素。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发展确实使世界缩小了;二是人类意识到世界缩小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即指世界的缩小和世界一体意识的增强,……指的是二十世纪实实在在的全球互相依赖和整体世界意识。”〔注22〕在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中,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现代性的种种客观变化,而是人类在这些客观变化中所改变的自我意识。因此,罗伯逊所说的第三个时期中的“四维参照点”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现代人的全球化意识,不仅在于知道世界各部分相互联系的事实,而且更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体人类的一体性,而这种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种族、传统、文化身份意识并不矛盾。罗伯逊从四个参照点来说明全球化的这种特殊人类整体意识。他指出,人有四种存在方式。第一是个体,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存在,不只是局部群体的附属成员。第二是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对每个人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唯一可能的社会形式。第三是国际社会成员,每个人所处的民族国家又都是与其它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第四是普遍人类,每个人都不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有别于其它个人。这四种存在方式参照点使每个人得以个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获得不同的自我意识。〔注23〕虽然全球化趋向可以说是由来以久,但全球一体的观念却是相对新近的现代观念。全球观念如今已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我们说局部变化会牵动整个“世界秩序”,我们为“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厂家要打造“世界名牌”。我们还常强调,公民权利是一种“人权”,我们谴责“世界恐怖主义”,呼吁重视环境以“拯救地球”等等。
  但是,意识到人类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得不互相合作共存,这并不等于人类现在已经或者在将来必然会融合为一体。这个“一体世界”中实际上充满了相互的排斥和冲突。人们一面意识到同属一个世界,一面又相互排斥和冲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缺乏确定性的全球化进程。罗伯逊指出,全球化进程的这一特征是由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这一内在逻辑的关键便是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一百年前开始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它的关键……就是民族国家社会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注24〕民族国家总是局限于特定疆域范围之内,它在物质上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然需要争夺资源和市场。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跨疆域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它们之间的交往有合作也有冲突。它们之间也会形成某些制度化的国际关系组织。这种国际关系并不总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和谐关系。作为想象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作自我身份的辨认。民族国家总会觉得它的独特的文化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全球化的矛盾性充分表现在它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之中。尽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方面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有所变化,但它仍然是全球化的现实结构基础。事实上,国家在历史中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变动、演化、调适、结合,……总是处于某种过渡状态之中。”〔注25〕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的某些变化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这首先便表现在传统的国家主权问题上。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可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和约)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是至高无上,国家对疆域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是统领全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贸易、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等),拥有全面的统治权。第三是不容干涉,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外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第四是大权独揽,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全面行使主权的国家是少之又少,因此主权从来就是一种法定权力,而不一定是实际权力。
  传统主权观至今仍然是约定俗成,习以惯之的“国际准则”。可是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除非锁国自闭,任何国家都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这一主权观。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主权严守疆域的可能。国家事实上已不可能做到统领全权、不容干涉和大权独揽。电讯和电子媒体在国际间进行,全球汇率决定着一国货币的价值,贸易依赖国际多边联系,科技几乎不受国界限制,国家行为不能不受到国际的注视和评价,在有涉全球的问题上(生态、环保、和平),一国之内的独揽之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至高无上的主权实际上已经遭到了消解。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主权”和“国家权力”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主权观,但这并不等于全球化就必然在每个国家中能改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相反,主权的消解甚至反倒会使国家权力的运作更为地方化,在某些方面更为抵制国际规范和原则。国际信息的流通并不能阻止某一国家强行禁止其人民“偷听外台”或自由上网,外来批评更不一定能改善某一国家的人权状态。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接受和利用全球化(接受主权消解),而在另一些方面继续维持其强行控制人民的能力(维持国家权力)。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指的仅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相互隔离,而不一定就是越来越亲密和谐。全球观无非就是将地球“设想为一个整体,理解为同一个地方。”〔注26〕这种全球观虽然有限,但毕竟是一个进步,人们越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世界也才越有希望成为一个整体。
  尽管吉登斯和罗伯逊在全球化起源问题上有分歧,但他和罗伯逊同样重视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社会群体体制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与一般强调资本主义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有别。在吉登斯和罗伯逊那里,民族国家的崛起都是全球关系网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吉登斯更是从三个方面来强调民族国家的这种全球一体性作用。首先,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英、法、德、意等民族国家成功地将工业生产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战争机器的工业化使得这些现代“想象性的群体”既能用殖民手段征服属于前现代的部落社会,又能用民族国家的理念瓦解同样是属于前现代的庞大帝国。第二,这些欧洲国家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体制具有相当大的优越性。现代民族国家能够有效地运用国家资源,发展国力,它同时又能有效地用外交来灵活处理与其它民族国家的关系。十九世纪的长期和平使最早在欧洲形成的民族国家得到了壮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它们得以休生养息,将国力集中用于工业化和海外殖民,因而得以进一步迅速强大。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中,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国家都卷入了血腥的残杀和破坏。这也使得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急切需要建立国际间的和平稳定秩序。吉登斯指出,二十世纪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不仅没有削减民族国家的主权,反而使这种主权更国际制度化,更神圣不可侵犯。现有的以联合国所体现的国际秩序和规范,它将每个民族国家都确定为毋容质疑的疆域单一、民族合一的整体。这些国家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上可以南辕北辙,彼此能免于直接流血争斗,全仗主权疆域不容逾越这一约定俗成的铁律。〔注27〕
  一个国家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或身份(在联合国拥有一席)并不等于就有了现代社会。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往往具有四种体制性特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协调统一的监督和行政管理、工业化和集中的工业化军事秩序。吉登斯还认为,在现有的不同国家体制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最能体现现代社会的这四个体制特点。因此,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就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常有人把现代化或全球化直接等同为西方化,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化。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但并不就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设计者。以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率先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社会,对其它社会的现代化形成了客观上的示范作用,这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在历史的发展中,西方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并不是不可能改变的。
  吉登斯认为,西方国家所具备的现代社会四特征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发展需要相吻合。第一,全球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相对成功,也是由于它的主要竞争体制(如种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继失败。全球经济以跨国家的合作为主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疆域性政治制度的限制。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疆域和壁障,越来越形成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市场。第二,监督和行政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各国的主权因相互承认而得到加强。国际间的监督关系原则正在对一些国家形成内部政策上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不能以主权独立为由,明目张胆地迫害自己的百姓,践踏他们的人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之间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分享信息、技术和其它专门知识,也在帮助一些国家以更隐蔽的手段加强其控制人民的能力。第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将地区性的工业以国际分工的方式联成一体。原料、技术和创造业的重心向世界原先的边缘地区转移。工业生产的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包括传媒文化产品和服务。大众文化产品推动了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全球化。第四,世界性军事秩序的关键是联盟的关系。1985年以前的全球范围内两极分裂的霸权秩序现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北约这个单一中心的国际军事同盟,它们已成为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单级军事秩序使得当今世界的战争只能在局部和边缘地区发生。〔注28〕
  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中,对现代性的思考比在罗伯逊那里更为关键。这是因为吉登斯把全球化视为现代化的直接后果,而不只是在某个时期的结合。在吉登斯那里,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共有四个体制特征,而且都是由三种力量所推动。〔注29〕这三种推动力分别为时空压缩、去镶嵌和人的自觉反思。第一,前现代的人生活在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十八世纪出现并广为使用的时钟将时间充分普遍化,时间不再是人们一时一地感觉的昼夜交替,而成为一个在概念上构建全球的维度(时区)。同样,地图的出现将地球压缩到跖尺范围之内,日益快速的现代交通更是在实际经验中压缩了空间。第二,将社会活动关系越来越从具体的人事关系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某种符号性的关系,吉登斯称之为“去镶嵌”(disembedding)。例如,金钱(货币)能超越具体买卖交易环境,在不同的交易关系之间传递价值。专门知识也是如此,它不受具体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在其它环境中重复运用。“去镶嵌”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它以普遍的“信任”关系代替了个别的熟人关系。货币能在陌生人当中流通,专业人士(医生、教师、律师、政治家)为素不相识者提供专门知识的服务,其基础都必须是社会信任。第三,现代人并不盲目信任,他们很清楚现代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可靠,他们要求各种信息都能充分公开流通,以便他们作出恰当判断。现代人对自己种种需求的了解决定了他们的自觉反思意识,包括自觉选择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以确认共同身份认同。这种自觉反思意识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判断,它和传统的基于习惯、群体习俗和统治权威的知识形式是不同的。时空压缩、去镶嵌和自觉意识使得人与人的交往极大地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群体限制,互相遥远而紧密地结成各种联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多元关系。吉登斯所说的三种推动力对后来的全球化论者都有深远影响。
 
  三、现代性、“后”现代和民族国家
  尽管罗伯逊和吉登斯在全球化是否先于现代性发生这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同样强调现代性重构全球社会空间的关键作用。吉登斯说,“全球化可以说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社会关系将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于是(任何地方的)局部事件受到很远地区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任何地方的变化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就象是横向扩展了空间和空间社会联系。”〔注30〕全球化理论可以说是在世界性社会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在八十年代出现全球化理论之前,不少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涉及了一些全球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四种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思考〔注31〕,它们分别是现代性理论的世界潮流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国际联系说和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
  世界潮流说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所有的社会都将因某些普遍性的机制变化(如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理性选择,民主和法制等等)而朝同一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发展观,它的主要代表之一莱维(M。 Levy)就曾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国际不同社会间形成一致关系的问题。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首先要看其工业化的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普遍性传媒手段交换(如货币),官僚分层管理制度等等。莱维指出,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有前有后,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在接触了其它现代性的社会之后,它的一些成员就会提出改革的要求,这种自我选择往往是出于羡慕现代“不同寻常的物质生产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中往往会有某个特别值得羡慕和仿效的典型,例如,“美国社会……即为现代化最极端的例子。”〔注32〕
  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联系世界各部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论。〔注33〕它认为,世界不同社会联合为一体,这与其说是出于所有社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世界秩序的结果。资本主义体制使得物质生产控制者握有很大的社会权力,这些人然后再通过权力将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别的社会,不断在世界范围中扩展其势力。单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说往往包括某种对世界中心/边缘的二分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被分成“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演化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八十年代又成为“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中国,这类二分说更是常常变成更为简单激烈的东方/西方、中/西、或甚至中/美对立说。
  国际联系说起源于政治科学中的一些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它关心的是国与国之间形成的世界性关系网。它的主要特征是将国际世界看成一种不断变化的非稳定关系。如果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强制,那么国际关系说强调的则是偶然性。这在伯顿(J。 Burton)关于落袋台球游戏的比喻中有最生动的说明。世界各国就好比是分量和颜色不同的台球,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滚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接触。每个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来自打球者,即各国的政要),但这种自主性却因其它球(其它国家)的位置和滚动而受到限制。把这个比喻再引申一点,白球也就成了超级大国。历史过程中的国际关系变了又变,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关系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至于现代国际关系,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关系,而且还是经济和文化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还越来越不受政治关系的管制。尽管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壁垒仍然森严,但经济、文化联系却在不断加强。〔注34〕
  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把现代传媒文化看成是联系世界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一联系的力量,它强调的不是理性选择,经济强制或者历史偶然,而是文化感染。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 McLuhan)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它的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的是帮助扩散意义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流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类能不断改变交际方式,不断扩展交往范围。人类先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或者靠车轮在有限地区范围内行走。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虽然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较大的范围,但书写和阅读却是一种孤独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与之不同,它帮助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但在时空上却又不受其先前的限制。现代性的大众即刻交际和快速交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群体。〔注35〕
  在中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四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思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思考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世界潮流说。当时人们对中国封闭落后、丧失“球籍”的忧虑,对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争论,还有对海洋文明的憧憬等等,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仿效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受阻,抵制西方控制的主张取代了仿效西方现代化的主张。世界单一经济说成了中国学界的主调。东西传统之不同,中西价值之对立,一时成为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关注点。中国式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用第一和第三世界、世界中心和边缘、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现代性控制和反控制为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并时不时地将之与“全球化”等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化”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冲突、对抗和“后”现代。这和前面所介绍的罗伯逊或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同样,自九十年代起,国际关系和大众文化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性思考的重要议题。前者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在当前世界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定位问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应当如何打破美国的一元霸权阴谋,保持主权独立和国家尊严。象《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的中国》这样的畅销著作,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时事策论代表。伯顿所说的那种经济、文化关系尚可通融,政治价值却难以沟通的情况,生动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政策和不少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科索沃战事发生时,中国知识界在主权和人权关系争论中,几乎一边倒向主权至上的主张,可以说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显例。
  九十年代至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共生。文化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相当活跃。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主要有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出现于较早的“人文精神”讨论之中,它批判大众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所持的是精英文化立场。第二种是以揭露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宗旨的后殖民主义立场。第三种则是以宏扬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公民社会意义为主题的后现代民粹主义立场。后两种立场汇合,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批评对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如电影在国外得奖)或西方文化产品(从好莱坞到西方时尚)进入中国国门,表现得忧心忡忡。在它看来,前者是臣服于西方的“注视”,而后者则是西方资本和意识形态利益的特洛依木马。后现代民粹主义文化批评则盛赞市场经济解构专制政治控制的作用。它将消费者身份等同为公民身份,将大众文化等同为广大民意的自由表达,甚至中国式的公民社会领域,从而取消现代政治改革在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全球化一词虽然频频出现在中国后殖民和后现代话语之中,但在这类“后”话语中,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任何对全球化理论的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或者批判。中国的“后”理论往往将全球化简单粗糙地认作西方化,西方中心论,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扩张,普遍论现代性,等等。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对全球化的思考正在逐渐走出九十年代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化、极端化的激进反弹状态。例如,不久前有论者指出,全球化新秩序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中国如何在这一新秩序中避免一味的消极对抗,以找到自己建设性的位置:“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国际事务,不应当是一个专门说‘不’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个弃权的角色,而应当参与其中,作为建设性的角色,为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中国应当真诚地履行‘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为‘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注36〕这样理解全球化,显然触及到了全球化中最敏感,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即普遍公共价值和民族国家内的政治文化问题。一方面,这些价值概念虽然跨越国界而在全球流行,但只是一些符号,它们的实质内容必须在民族国家疆域中得到界定,并经由具体国家体制得到实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境内政治生活能得到国际的赞许,令别国人民羡慕并仿效,中国自然而然也就会成为世界性政治文化的积极推动者。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中国谈全球化才能有实质的意义。
  前面提到,在罗伯逊和吉登斯的全球化思考中,民族国家都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在现有的全球秩序中,国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任何普遍的公共政治或社会价值与实践(如民主、自由、公民权利或人权)都必须在现有的国家疆域范围内方能得到落实。在经济领域中,国家同样必须介入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介入市场运作机制下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正问题,介入对社会弱者群体的保护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国家角色的退却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日渐加深都市农村的两极分化。在中国,那些以权力开道的所谓市场经济绑架了国家,宣扬以市场取代社会公正,以商业消费者取代公民。而这些弊病也都必须在国家的范围内通过公共政策的设计、监督和管理才能得到解决。面对中国不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让中国与全球化经济脱钩,而是要在国内加强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目的的民主政治,建立和完善受社会公众监督的、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制度。
  国家在具体问题上的管理、调整和改革政策应当成为我们讨论中国与全球关系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全球化各领域中的规范、秩序、原则和制度,与其说凌驾于民族国家,不如说来自于民族国家,其中一部分是在某些国家先得以实施的,另一些则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组织共同订立。尽管许多这样的国际组织具有自主性,但参与这些组织的国家仍对它们有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那些所谓“自我调制”的市场型组织,它们对特定国家的影响也必须得到那个国家政府的许可或者支持。因此,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并不只是消解,而且更是相辅相成。若无国家政策的支持,大多数国际关系便难以发展,国际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得不到实施。可是,民族国家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参与者。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等等都对全球制度和规则的建设有所贡献,超国界形成的妇女、环保、人权等全球联系,正在成为国际道德政治的推动和监督力量。这就要求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公民社会团体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国家政权和公民社会在一个国家如何加入全球化以及为何加入全球化的问题上,并不总是持相同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就成为保障公民社会在全球化问题上积极、有效参与的根本条件。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只是一种当今人们生存的社会空间,它本身无所谓好坏,人们要想对它的发展趋势有所影响,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公民,首先必须成为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全球化若能在中国增强这种公民意识和参与意愿,其意义必定不在它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体系之下。
 
  注释:
  1。 Paul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sation: Te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nd Some Surprising Answers," Soundings, vol。 4 (Autumn, 1996): 47-66, p。 48。
  2。 H。 Sander, "Multilateralism,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The Challenges to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in H。 Sander and A。 Inotai, eds。, World Trade after the Uruguay Round: Prospects and Policy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27。
  3。 T。 Spybey, Glogalization and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 J。 Taylor, "Izations of the World: America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C。 Hay and D。 Marsh, eds。, Demystifying Globaliz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p。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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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张颐武:《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汪晖、余国良编:《90年代的“后学”争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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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31。 A。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p。 55-63; 17-21; 64。
  32。 详细讨论见M。 Waters, Globalization, pp。 13-36。
  33。 M。 Lev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1; 125-2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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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J。 Burton。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6。 M。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64)。
  37。 丁东:《世界公民的人文底线》,《东方》2002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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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bird发表于2005/11/13 19: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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