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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略论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语境
略论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语境
——兼论法学理论的变革与更新

冯玉军

[摘要] 全球化目前已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众多领域的客观趋势。本文分
别从经验史、知识史和事实史三种研究语境,阐发全球化概念的既有内涵,论证全球化理
论的哲学依归及其历史意义,并以法律与全球化的基本互动关系为例,描述和解释了作为视
角与研究语境的全球化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 研究语境 法学理论


一、引言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与客观趋势,作为具有覆盖世界意义的恢宏实践进程,全球化带给人类社会的,远不止是对经济生活的根本性改造,它还深刻地触及和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格局,其影响所及,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都产生出难以估量的后果。

全球化进程既然以“化”命名,它就像人们早已熟知的现代化、西化、市场化、信息化、一体化、本土化等汉语概念一样,首先表征和反映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既有“共时性”又有“历时性”的由此及彼、由点到面的概念。这种兼具两种时态特征的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又有两个理解维度:平行互动型的和中心扩张型。平行互动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种文明和世界各国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文化、政治、经济、法律、技术和环境等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多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心扩张的全球化则是指以西方强势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为中心,依其固有的霸权逻辑和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需要,促使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及惯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从而将非西方的文明形态不断边缘化,将其整合并纳入现代西方体系之中的进程。

由于全球化不是一幅静态的、现存的世界图景,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全球化由单一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化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强调同一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和强调差异存在的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存在的思维方式以认可全球化的单一化格局为基础,而强调差异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则是以认可全球化的多样化格局为基础。全球化进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以这种新的、强调差异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否定强调同一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其实质就是把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从隐藏于阶级、民族、国家的形式中分离出来,把那些本来就具有非制度化的东西从已被制度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以此说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对于统一、协调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关系的意义。1依据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全球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全球化的世界在多元中共存,在同一中分异。它只能通过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相互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适应,通过对一系列国际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协调和消解才能顺利实现,而这一过程又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全球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过程,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一方面,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势不可挡,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如何评判,都已无可争辩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此即作为研究和描述对象的实践“全球化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发挥其认识的主体性、能动性,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种种“客观现象”与“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以通过可证实的经验与理性来描述和概括全球化,这是作为研究和描述结果的理论“全球化史”。笔者注意到,目前坊间大部分研究“全球化”的著作一般都采用经验性的历史叙述方式,即对全球历史进行由远及近的叙述,这也不错,但为着更深入地研究“全球化史”的来龙去脉,进而为研究全球化的法律方面或者法律全球化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我采用主客观分离、共时性叙述和历时性叙述相结合之综合史观立场,从广义上划分出“全球化”的三重内涵及研究语境:体现客观发展状况的全球化(即全球性,globality),体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即全球主义,globalism),体现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即狭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一、全球化是一个经验史的范畴

人类认识全球化,首先是从近代以来随着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发展愈益凸显的全球性肇始的。这样的“全球化”,是一种经验,特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碍,而使全球经济和社会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经验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包括两个趋向相同但形态不尽一致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期历经五百年的历史,也称旧全球化阶段或者资源经济全球化阶段。此一阶段的全球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运用武力攫取资本和资源,通过野蛮的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获取市场上强势竞争优势和政治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一体化过程。经验表明,全球化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属于同一进程。以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为标志的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强烈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促进了世界贸易,拓展了世界市场,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自15世纪后期迄今,在经济上,历经圈地运动、贩奴、开发美洲大陆以及18世纪工业革命等阶段,不仅全面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挺进世界的步伐;在政治上,则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标志,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建立起民族国家体系,进而逐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则通过前后相连、高潮迭起的“三R运动”2和思想启蒙运动,使现代法治和代议制民主共和制度成为时代的强音,从而展现出一个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过程。

对于这种全球性的历史变迁,有许多思想家见仁见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有过科学的论述和卓越的预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性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译者注)。”3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生产、消费、市场所作的上述论述,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全球经济、政治和法律所带来的影响。按照他们的理解,“世界历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性拓展中形成的人类实践现象,是在资本主义攻击性发展观的牵导下,凭借资本的渗透和市场的扩张本性,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与展开。由此开创出的人类发展新趋向,即是“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

第二阶段,20世纪中期以后,也称新全球化阶段或资本——知识经济全球化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还只是局部的、单向性的话,5那么,自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特别是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掀起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得世界市场结束了冷战时期不统一、不完善的状态,全球化进程更呈加速度的发展和强化,全球化进入全方位、多元互动的第二阶段。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其性质、结构趋向和交往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转变,并具有了当代意义。这种显著的转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方面:直到20世纪中叶,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一直是工业文明,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实现了以国际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信息革命,以跨国公司的迅速成长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潮流为主要标志的全球经贸一体化,产业经济基础由工业文明转向以高科技为主要支柱的后工业文明,初步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2)政治制度方面:以苏东解体和冷战结束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变革,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取向改革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制度变革,致使世界各国意识形态对抗消失,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衰落,致使各民族国家打破彼此隔绝和对抗,走向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3)结构内涵方面: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新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格局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积累的结构中资本代替劳动取得了优势地位,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核心。(4)内在驱动力和竞争特征方面:旧全球化时代的内在驱力是运用武力达到地理范围的扩张,占有领土和自然资源,国际竞争重心是对抗性的军事竞争;新全球化时代的内在驱力则表现为“资本与知识的利益驱动”,它通过资本跨国流动和对科技人才的使用来创造财富,以跨国公司为基点,国际竞争的重心转化为以争夺外资、争夺人才、争夺科技制高点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5)理论研究和媒体使用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借以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等术语,全球化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最流行的语汇之一。(6)社会文化整合方面:旧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野蛮殖民地主义推行合乎其利益的全球化,国际间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而在当代,(生态环境、资源枯竭、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现,国际科学教育以及文化体育交往增多,国际组织作用加强,全球意识愈加浓厚,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6所有国家都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和日益统一的国际规则下进行全新的竞争和较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

具体到经验层面的“法律全球化”运动,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它是近代以来法律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源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法律的跨国发展(国际化)更是法律发展和法制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标志。世界上先后出现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规则,若干国家之间的多边规则,以及由许多国家共同制定和遵守的世界性规则,甚至还出现过国家之间的法律选择(choice of law)和彼此适用。二战后法律国际化现象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法律发展更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几个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法律文件的出现是法律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7

法律“全球化”之所以可能,主要的原因及其表现在于:(1)许多超国家的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日益积极地介入国际社会的共同事务,行使其超国家权力和国际社会权力,出现了法律的“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趋势。(2)越来越多的法律规范来自原来的“私法”领域甚至民间社会,在国际商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更是出现了新的统一商人法。(3)法律日益“标本化”或标准化(modelization)。它最初起源于某些联邦制国家,出于横向经济联系不断紧密、协调公共政策的目的,而由特定的机构制定某些“统一”或“标准”法典,作为联邦成员立法的范例,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联合国、国际组织等也制定许多法律范本,发布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标准,以为各国参照。就国际贸易、公司治理和金融领域而言,这些国际标准包括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标准、公司治理标准、金融监管标准、反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标准、商业贿赂标准、信息透明度标准、证券监管标准、保险监管标准、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标准、会计和审计标准、破产标准等。8(4)公共事务越来越具有涉外性、跨国性、国际性,各类环境污染、国际灾难、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甚至体育等“国际性问题”的数量日益上升,要求各国制定双边、多边的合作条约,共同应对突发性事务及全球共同问题。(5)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政治自由、人权保护、民主化以及加强司法的国际交流复兴,人权事务在全球化的总体场景之下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9毫无疑问,“无经济边境的”全球化趋势再加上社会转型、信息化、网络化等其他因素,为全球性的法律现象以及法律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全球化是一个知识史的范畴

当前,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和重要课题。目前在学术刊物和媒体上出现的、贴有“全球化”标签的概念非常多,诸如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西方学者的一项研究,1984年在世界55个国家出版的1600种杂志中,仅有3篇在标题或摘要中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而到1994年则变为112篇,增长了37倍。10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从国际互联网(Yahoo英文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有关全球化的文献材料近10万多篇。澳大利亚学者M·沃特斯(M.Waters)对此评价说:“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1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对20世纪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总结,也是对21世纪人类共同发展的展望。

现今社会,全球化现象作为一种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力量(不管是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反响非同寻常,亦成为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最经常使用的概念以及最经常讨论和最歧义纷纷的话题之一。正如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从事全球化课程教学多年的乔治·洛奇(George.C.Lodge)所说:“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广泛、深奥、模糊而神秘,以至于像我这样的学术界人士往往会通过现有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专业来分别探讨它所涵盖的内容。”12

考虑到全球化在知识史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科视野,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过程显然也不是某一社会学科(比如经济学)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甚至法学、历史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综合意识影响的结果。事实上,由于人们的生活时空与知识资源不同,因此各自之间对于“全球化”概念本身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进而表现出同意和不同意、激进和保守、革命与妥协这样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世界著名的全球化研究组织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一书中认为,人们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的全球化过程:一是金融业的全球化;二是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特别是竞争的全球化;三是技术和与它相联系的科学知识的全球化,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全球化;四是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五是调节与控制能力的全球化;六是作为世界在政治上紧密联结的全球化;七是观察思考与意识的全球化。13特别是第七种全球化内涵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将全球化同一种共享的观念和扩展性社会意识连接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全球化过程的核心本质。对此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命题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理论,实际上都反映了人类试图解放这个新的时代和自我解惑的某种努力。14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作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和处理问题的基本视角,是被用来指称特定语境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其固有内核可以放在具体环境中考察。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globalism),它是学者们基于概念推演和理论建构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带有“语境化”特征的历史认识和历史信念。意大利学者康帕涅拉说过:“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15换言之,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更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它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R·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基于“地球村”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发人深省地提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6世界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在其不同阶段都出现过有关于人类统一或世界整合的理念(如中国的“天下大同”、“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古希腊城邦朴素的自然法(common law of nature)思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世界国家思想以及《圣经》以上帝造万物开局并以万物最后复归于上帝结局的思想等),但直至新航线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才使得全人类的概念和真正的“世界史”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就是不断增长的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的意识本身。

以法律全球化的观念变迁为例,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形成了法律始终如一和秩序普遍适用的观念和思想,这从朴素的自然法(common law of nature)思想在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文明中均有所体现。换言之,自法律产生之后,“世界法”17就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不断为一些法学家所歌颂和追求,而这种歌颂和追求本身又强化了人们关于现实法律进步的话语塑造,这种立足于知识史的法律演进,被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总结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8无独有偶,作为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提出法律全球化思想的人,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公法的先验公式”是使国际政策合法化的基本原因。如果主权国家一致同意服从某些以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为表现形式的法律原则,并且如果各民族国家能在共同的宪法之下形成一个政治联邦,一种对全人类公正的新的法律秩序就能获得发展,其外在标志则是“永久的和平”。毫无疑问,康德心中的(法律)全球化理想(世界联邦),即是法学知识史上关于全球化的典型范畴。

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兴起的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特别坚持国家中心的法律本体论,而否认国家之间法律规则存在的可能性。奥斯丁甚至不承认国际法具有法律的性质,而认为国际法属于“实在道德”的范畴。这是因为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并不是由一个最高的主权者制定的,且它也没有任何法律制裁手段来保证其规定的遵守。19然而,随着国家中心的世界格局逐渐为全球化历史进程所动摇和改变,上述国家中心的法律本体论也必将被反映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法律本体论所取代。各种次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力量已经成为同民族国家分享世界治理权的行为主体。全球化的时代呼唤着法律本体论、价值观、人格观、发展观以及法治观的变革与更新。正如麦考密克在分析欧盟对传统的主权观和法律观的冲击时指出:“只有摆脱所有的法律必须来源于某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如主权)的观念,才有可能采取一种更宽泛、更开放的法律观。一种新的路径是体系中心的法律观,即强调法律的本质是一种规范体系,而不是某类特定的或排他性的权力关系。”20



四、全球化是一种表征历史事实本身的范畴

作为历史事实本身的全球化,是有着无限多样的表象与属性的状态,是充满矛盾与变化的力量。它既是客观历史各种复杂因素(物质世界)的“合力”作用的体现,又是人类整体精神和文明逻辑(精神世界)在矛盾中发展、在冲突中交流的产物。从认识论角度看,有些全球化已经显现出来了,可以被我们认识;另一些全球化虽然也存在,但却可能没有“显现”出来,或者人类根本就不能使之显现(反映)出来,在“全球化”的事实与人类关于“全球化”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全球化中还有许多盲目的逻辑,它还是一个未被驯服的“自然”力量,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秩序结构,它不但“意味着融合和一体化,同时也意味着冲突与分裂。”21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什么都是,但也许全球化又什么都不是,事实就是这样。

一种权威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涉及的是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部分地区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进行的活动,对于距离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都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从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或者文化上已经实现了统一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22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J.罗西瑙(J.N.Rosenau)指出:“全球化一词似乎贴切地表现了正在改变人们对领土和国家制度的传统安排所关注的‘某种东西’,这个词正好包含变化的意思,因此它能够把现象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遍状态或一种人们所希望的最终状态区别开来。”23 

基于全球化只是一个动态的基本过程,而不是一种作为静止结果的状态的观点,罗西瑙进一步论述道:“它指的既不是价值观念,也不是结构,而是既在人们思想上展开,又在行为上展开的序列,是随着人们及其组织从事日常工作并设法实现其特定的目标而展开的过程。”24全球化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它是“通过四条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途径实现的:受益于最新通讯技术的双向对话式互动;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单独式通讯;行为、习惯和技艺等方面的效仿;制度、惯例的同化与同构”。25最新的国际贸易法研究也表明,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法律在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两个层面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二者的“中和”与互动也使得彼此的界限变得较为单薄,进而使得列国的法律渐次趋同。26

在奥地利法社会学家埃利希(Eugen Ehrlich)看来,法律发展的真正重心不在自身,而在社会。社会生活中那些实际被人们所广泛遵循的规则,即“活法”(living law)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自然也构成法律秩序全球化的基础。法律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不是因为政治的趋同,而是源于市民社会本身且驱使各个国家的人们走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法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这种源出于市民社会与经济交往的“活法”日益国际化和规范化发展的结果。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技术标准、职业规则、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规章、人权、契约、仲裁及其它商法的制度。其立论依据或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之间产生的巨大的制度真空。27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商人习惯法、国际商事活动惯例、国际仲裁法庭等制度,各种国际经贸组织、行业协会、产业联盟、跨国公司等组织在不同领域内的实践,以及国际技术转让、全球股票市场、全球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全球化等等,所有这些世界法制的新形式实际上都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与传统国家法相冲突的“超国家”的法律空间。对此,图伊布那评价道:“全球法将必然产生于民族国家和国际制度的社会边缘,而不是政治中心。(那些)由分离的、具有自己全球化途径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新的‘活法’似乎是全球法的主要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恰当的全球法理论而言,它既不是法的政治理论,也不是自治法的制度理论,而是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理论。世界新的活法的繁荣,不是来自传统,而是来自一种具有经济性、文化性、学术性的,高度技术化、高度分化的,往往正式组织起来的,并相当狭窄和确定的全球网络”。28



五、结语

上述我们提出的全球化的三重内涵,主要是鉴于全球化现象及其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从而借助于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所进行的划分。其中,经验史层面的全球化,又可看作是主客观结合,通过人类研究和描述、历史事实与人类认识历史性耦合的全球化,它表述“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经验认识层面所体现出的“现实”过程,是一种面向三维空间渐次拓展、历时性生发的全球化;知识史层面的全球化,又可看作主观历史的全球化或历史认识的全球化,它表述人们打破一维时间限制,通过记忆、感悟、信念、理性和种种语言符号对“全球化”现象进行共时性思考,并向未来开放的全球化思维的概括与叙说;事实历史层面的全球化,即所谓客观历史的全球化或历史本体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历史的本真,是有着无限多样表象与属性的全球化,是人类认识竭力靠近和理解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社会现象和历史场域,上述三个层面的“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极其复杂和盘根错节的相互作用,各有其研究语义的对应性,并非一一对应。全球化作为一种活动、体制、过程或一种观念,到底涉及哪些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涉及何种文明发展状况和理论资源,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人简单套用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一味寻找“客观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各个细节,贴上这是“全球化”、那不是“全球化”的标签,从而否认作为经验史、认识史的全球化的存在,否认文化语境不同导致的意义差别。

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全球化的三重内涵殊难统一,究其主因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局限性。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学研究,任何要求绝对客观地描述社会历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的主张(如19世纪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派),都已被证明是不合情理的、不可能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忠实地把握历史的东西是首要的条件,但是,在‘忠实地’和‘把握’这样的普遍性表述中包含着歧义。即使寻常的、平庸的历史学家,虽然他认为并且装作自己仅仅抱着一种接受的态度,仅仅致力于现存的东西,他的思想也不是消极的,他带来了自己的范畴,并用这些范畴来观察现存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并不在感性的表面上。尤其是在一切居科学之名的场合里,理性都不可以沉睡着,反思必须得到运用。谁用理性的目光来看世界,世界就对他也显出合理性的样子。二者的关系是交互的。”29

这就意味着,学者(历史学家)不是事实的奴隶,而应当是事实的主人。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一切事实都记录下来,他必须也必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对事实进行剪裁、选择,进行尽可能全面和系统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次回味海德格尔(Heidegger)关于“时间”(或时代)的论述将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当我们反思现时代的本质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追问现时代的世界图画(World Picture / Weltbild)。……现时代的根本性事件,是人们对作为图画的世界的征服。”30



注释:

○1参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21页。

○2即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和罗马法复兴(Reception of Roman Law)。这三大运动从不同的领域和价值层面,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圣文化形态进行了批判,使人的价值、权利、自由得到了承认和解放,共同促成了人文主义在近代欧洲的胜利,也奠定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内核。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5以经济全球化为例,在19世纪末西方国家提出所谓“全球经济”、“世界经济”概念时,其范围实际上只能覆盖全球人口的10%,即便到了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中的“全球”概念也只能覆盖全世界人口的25%。

○6众所周知,冷战时期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奥运会和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1984年奥运会都称不上是完整的世界体育盛会,而只有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才称得上是全球奥运大家庭的盛大聚会,体育比赛和全球化进程之间的联系与耦合,似乎是偶然之中有必然。2001年12月23日刊行的《参考消息》甚至出现了“足球全球化”的通栏标题。

参见张文显:《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法制》,第五届东亚法哲学研讨会参会论文。

○8参见朱景文:《国际标准和中国法律改革》,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

○9人权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权规则的全球化、人权保护体制的全球化、人权理论与人权观念的全球化、人权问题的全球化、人权管理的体制化等等。参见张文显:《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法制》,第五届东亚法哲学研讨会参会论文。

○10Kanter, R.M.and Pittinsky, T.L,Globalization: New Worlds for Social Inquiry, 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A Critical Review, 1995—1996,Volume, p40.

○11Water.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 ledge, 1995, p1.

○12[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3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页。

○14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页。

○15[意]康帕涅拉:《全球化:过程和解释》,梁广严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16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2.

○17世界法(world law)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考虑到人类古代对自我、社会、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水平,以及对国家的非主权、非民族意义上的笼统理解,种种“自然法”、“天下法”、“神法”均可能指代世界法一词,但是这显然不同于当代法学家论证的世界法,参见马蒂:《世界法的三个挑战》,罗结珍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版。著者如未特别指明,以下对“世界法”一词的使用等同于全球法的概念。

○18[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

○1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20参见黄文艺:《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与更新》,载朱景文主编:《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1[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2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3 Rosenau.James: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Current History, 1997, November.

○24See Rosenau.James, Ibid.

○25Rosenau.James: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Toward a Depurational Formulation, in Security Dialogue, 1996, Vol.p273.

○26王贵国:《全球化以致中和》,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27Teubnerg G: Global law without as state, Indiana: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6.

○28图伊布那:《Global Bakowina:世界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朱景文译自Genther Teubner主编:《没有国家的全球法》。

○29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霍夫麦斯特编,汉堡1955年,第31页。转引自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30See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7, p128—134.


原载于法学家2005年第2期




书香发表于2005/11/19 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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